原载于blog.sina.com.cn/jackchenyl

第一次知道李洁明(James Lilley)这个名字是在Deerfield的第二年。那时我正在写那篇后来得了奖的关于1989-1992中美关系的研究论文（A Dream of Heavenly Peace，副标题我在此自我和谐了)，而我的研究就很自然地被引向了这样一本书——《中国专家：在亚洲历险、谍报与外交的九十年生涯》(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而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就是李洁明先生。
李洁明先生和中国的渊源是很深的。这九十年生涯的开端其实并非他自己，而是源于他的父亲。当时老利利先生在纽约标准石油（即后来的美孚）工作，被派遣到了 中国。而李洁明也因此于1928年出生于青岛，并从小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其实李洁明作为一个中国通实际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十二岁时就和父母 回到了美国，而下一次再返回中国时已经是三十年以后了。回到美国后，李洁明和他的兄长都就读于Philips Exeter Academy，之后又都去了耶鲁（当然，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李洁明在耶鲁毕业后还去过乔治.华盛顿大学，并在港大和哥伦比亚继续学过中文。 1951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央情报局，由此开始了他长达近三十年的情报生涯。从朝鲜到老挝到香港到台湾，李洁明一直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工作，主持对华的情报 工作，但是因为当时的情况限制一直没能回到这片他的故土。
故事的转机始于1973年，当时美国在北京建立了一个联络处，这是自从1949年以来美国与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正式官方联络机制。当时的李洁明本来正计划通 过罗马尼亚进入中国工作，甚至正在学习罗马尼亚语，但是他马上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时职位还并不太高的李洁明直闯中情局副局长办公室要求在美国驻京办 设立情报官员，并建立一个正式的中美间的情报沟通渠道。后来在基辛格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而李洁明也成为了1949年后第一个正式派驻到中国大 陆的美国情报官员（当然，这是与中国事先沟通过的）。其间老布什作为联络处主任也在北京生活了14个月，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洁明夫妇与老布什夫妇建立起 了一段深厚的友谊。后来李洁明特工身份被华盛顿邮报记者曝光后不得不离开前线工作时，老布什夫妇还在临别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二人。当李洁明夫妇在火车 上打开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甚至被里面的真情感动哭了。
李洁明与老布什也算是有缘人，后来老布什回到美国后又调任中情局局长，又成为了退居二线的李洁明的顶头上司。两人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后来老布 什受中方邀请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时候所带的一批密友中就有李洁明（这次访华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记载在《中国专家》里）。因此，老布什一上任就将原任驻韩大 使的李洁明调任到了中国。而这纸调令也让李洁明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最难当的一届美国驻华大使之一，因为他在任的两年多里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最低的冰点，而李 洁明本人也由于他的一些举动被中方视为不太友好。因此在众多前驻华大使中，李洁明是最不受中方欢迎的一个。
去年11月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有机会见李洁明先生一面的，但是因为日程安排的问题我和他很遗憾地失之交臂。我当时只是感觉很可惜，没能和他聊一聊并送给他 一本我的历史论文（因为里面屡次提到他），但是因为STAGE最后还是请到了他做我们的顾问所以觉得以后还有机会。谁知时别一年他就这样撒手西去了，实在 不能不说是我一个莫大的遗憾。
李洁明先生由于他的一些立场原因或许不能完完全全地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至少从官方的角度如此——毕竟他自始至终对于他的故土是持着美国中心的观点 和作为情报人员的角度的。但是李洁明对于中国甚至东亚的理解都是少有人能比拟的。这点在他就任驻华大使前后尤为突出——比起自诩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援引自邓小平对他的评价）的老布什的一厢情愿，李洁明对中国的解读要理性和全面的多。同时，我想李洁明先生对中国的这种特殊的感情也是没有人能会质疑 的，毕竟他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和长大。这也是为什么几乎他的整个情报生涯都是围绕着中国展开的。正是他对中国的这种特殊的感情、深刻的理解以及对中美关系的 深远影响，使他完全无愧于"China Hand"这样一个称号以及在他之前所有对中美关系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们。而他自身也留下了一段传奇——作为在海峡两岸都担任过最高使节（美国驻台办事处 主任和驻华大使）的第一人，并且在汉城和北京任职时都遇到了历史罕见的大动荡，这样的经历我想今后很多年都无人能及了。
对于李洁明传奇的一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评语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注脚：
"I was saddened to learn of the passing of Ambassador James Lilley, one of our nation’s finest diplomats... As I travel through East Asia this week, I see Jim’s legacy in our strong bilateral and regional partnerships, and in the many talented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he mentored. Jim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China hands, and at a time when many were convinced that there was little place for women diplomats in Confucian societies, he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officers. His integrity, loyalty, and hard work exemplified the best tradition of American statecraft. He will be missed."

“李洁明大使去 世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他是我国最优秀的外交家之一……我这周在亚洲的见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吉姆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我们与众多 亚洲国家的双边与地域性伙伴关系，还有他所培养的众多出色的外交官。吉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专家，而在一个许多人都坚信女性很难在儒教国家担任外交官 的时代，他还支持并鼓励着女性外交人员的理想。他的正直、忠诚与勤奋向我们展示了美国治国之术最优秀的传统。他会被我们深刻地怀念。”

九十年后，随着李洁明的逝去，或许也宣告着这样一个时代的终结。

无论功过是非，我同意克林顿夫人说的——李洁明先生会被深刻地怀念。

Rest in Peace, Ambassador Lilley.

原载于新浪博客blog.sina.com.cn/jackchenyl

本来钱老这样一位功勋泰斗去世，我是没什么可说的。一来是对钱老并不了解，二来是此事也与我没什么干系，实在没什么好说。但是看到吴稼祥老师和苏小和老师各发了一篇与主流评价相抵的文章，招来许多非议，于是也想稍微凑几句话。
吴老师和苏老师的文章：吴稼祥：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人——悼念钱学森逝世；苏小和：面对钱学森，我的心中堆满了同情
其实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也很简单，就是钱老生前的政治立场（鄙人不敢用“政治投机行为”这样的字眼，免得招骂）问题。吴老师说的很对，在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被“革命”的洪流所卷走了，钱老却能逆流而上并“所获甚丰”，这断然不是单单因为它在科学方面的造诣比周边所有人都要高一大截，而 必然是和政治相关的。至于钱老关于亩产万斤的文章，虽然的确是仅从利用太阳能的角度而写，但是其政治背景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大家过度否认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也会丢掉客观、公正的精神，这点是我看到吴老师和苏老师所遭遇的抨击时感到非常痛心的一点。我与两位老师都打过一点交道，还是相当敬重的，也深信两人 都不是沽名钓誉之徒，在钱老逝世这样的时刻跳出来赚点眼球。我相信二位还是从知识分子的非政治(apolitical)甚至反政治(anti- political)良心(conscience)出发（可能尤以吴老师为甚），试图引入一个不同的观点，为主流评论降降温。当然，我承认在这样一个时候 说这些话很不中听，也有些不厚道。但是我实在没想到在共识网这样一个平台上居然还可以看到很多失去了理性、客观和公正的评价精神的评论——很难想象假如是 在更公开、更大众的平台上会有多么可怕地回应。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简单、单层地来看待钱老的这些功过是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哪怕是上古的圣贤也同样有七情六欲，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宋荣 子那样的（列子就更不要提了）。即使是像吴老师在我一岁生日那天从中办辞职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大家都有足够的魄力能做出来的。我们在这里应该做的是利 用亚当斯密的“同情心(sympathy)”来想象和试图理解钱老当年的想法。
从我看到的这些来看，钱老一生的转折点就在他被美国政府软禁的那五年。在此前他应当是一个再纯正不过的知识分子、学者，与政治半点的关系都搭不上，他也不 想搭。但是他不幸的是赶上了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又不幸地在那个时候回了一趟中国，于是就很不幸地被卷入了这样一个漩涡当中。从被吊销参与机密研究的证书 到被移民局关押到被软禁，钱老的心境我也是可以稍稍有些体会的。而从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实验室到一穷二白的中国的落差，我也是可以试图揣测的。正如苏 老师所说的，钱老回国后对工作的热诚，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祖国的知遇之恩，要报效祖国，另一方面肯定也是存在着要让美国人后悔这样的心态。
但是很不幸的是，钱老在国内又遇到了一个漩涡。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时钱老肯定是一点也不像牵扯这样的是非，只是想好好地做研究——因为一是他本来就是 个读书人，二是他已经受够了。但是在这样一个比美国的漩涡还要剧烈的变动中，要想明哲保身（暂且不谈逆流而上）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站队，而且要站好队。这 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钱老也是尽了他的努力保留一个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亩产万斤文里也不是瞎说八道，而是为自己留下了余地的 （恐怕也考虑到了后人的评判）。但是当你一旦在漩涡里做出了选择，剩下的事情就由不得你自己了，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至于吴老师的一些进一步推断（比如 1991年的授勋），我觉得稍微有些夸张，不信也罢，可能也是吴老师从个人感情出发，比较在意这段历史。但是从底限上来讲，我认为，钱老在那个年代做出了 一个人性的选择，而之后的事情就只有顺着自己的选择走了。至于是非功过，那都就那么一回事，其实现在讲来，也的确没什么太多可讲的。
吴老师和苏老师的评价我觉得都不算偏颇——钱老的确是仅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他的不幸也值得我们同情。至于剩下的，只要我们能够去理解就行了。而钱老 无论如何，是把他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火箭研究，而又把其中的大半献给了中国的火箭、导弹工程。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也是值得我们景仰的。